竺洪波：短暂的友谊，悠远的追忆——悼念梁归智先生
2019年10月21日晚，微信朋友圈突然跳出梁归智先生病逝的噩耗，震惊之中顿生“其信然邪？非邪？”之叹，因为不久以前，他还私微于我，告知其北京另外的一处收件地址，嘱咐将新出的一本小书《西游学十二讲》寄往那里去。
归智先生是我晚年结交的良师益友，相识短暂，至今不足3年，故而一直颇感踌躇，似乎没有资格和理由来撰写一点纪念的文字。不过又想及，交友之道贵在相契相印，友谊的质量未必一定与时间长度成正比，在大千世界茫茫人海之中，偶尔一瞥或许已经缔结知音的传奇。况且计算友谊的时间，还理应包括心理和文字的神交。
更为重要的是，真的文字出乎“问心”“师心”，跟着感觉走，是“性之使然也”。心灵告诉我：因为归智先生的英年早逝，它已被深深击痛，需要发出一点悲哀的呻吟。
那是遥远的记忆了。记不清具体的岁月，但一定是在1979年至1986年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时期里。因为业师应必诚先生是著名的红学家，受他的影响我对红学入迷，胡适、俞平伯、周汝昌的新红学著作基本读遍，沪上出版的《红楼梦研究集刊》从不漏购。
《红楼梦探佚》正是我省下可怜的午餐费慎重购入并认真阅读的一本红学书，因为我识见短浅，没有评判的能力，更没有意识到它创立红学“探佚学”分支的价值，只是阅读此书确有见人未见、闻人未闻、发人未发的快感，于是曾在书页里写过“胡俞周三公之下，便是此书”的批语。
现在看来，这完全是一个无知少年的胡言乱语，毕竟当时红学界流行的是冯其庸、吴世昌、启功、王昆仑、李希凡、张毕来、蔡义江、应必诚这些红学大家、名家的书。归智先生只是红学界的后起之秀，还处在边缘位置上。
从现在各类粉丝的狂热乱象，可以倒推、窥测其时我狂躁、非理的稚态，当然，归智先生不认识我，并不知道在远方的另一个城市有一个超级粉丝的存在。——这可说是我的一种“单相思”状态。
90年代中期，我们有了文字上的交集。1996年我写了一篇论文《自由：<西游记>主题新说》（《上海大学学报》1996年第2期），提出《西游记》的“哲理—审美”性主题，试图对其时学界普遍流行的政治性、社会性主题观有所匡正。
归智先生注意到这篇论文，有认同，有质疑，不久就发表了《自由的隐喻：<西游记>的一种解读》（《运城高专学报》1998年第1期）一文，从自由的欲望、自由的危险性、自由的转型、自由的悖论等四个方面作补充、生发、修正，并全面阐释了哲学、审美意义上的“自由”说。
这篇论文后来被梅新林、崔小敬主编的资料集《20世纪<西游记>研究》（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）收录，在新时期《西游记》主题研究中发生了很大的影响。后学者如我，来自梁先生的关注本身显然即是一种莫大的鼓励。
2013年的一天，我收到一封来信，信封、字迹，一切都是陌生的。当时我似乎预感到将有新奇的事情发生，仔细一看，竟是来自我尊敬的梁归智先生。其信曰：
竺洪波教授几右：
您好！虽然没有见面，但拜读过您的《四百年<西游记>学术史》，深受教益。今寄上新出拙著二册，其中《西游记》评批本“代序”中，将您的大著《四百年<西游记>学术史》推荐为少数提高书目之一。您是西游专家，对拙著敬请不吝指教，如能赐写书评，尤为额庆。
有机会请来大连，当尽地主之谊。
梁归智顿首
2013年5月25日
《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》
书下附有“赐教处”（邮编：116029 大连市沙河口区黄河路辽宁师范大学150信箱梁归智）字样。
原来归智先生的学术祈向近年来出现“转型”，在继续耕耘红学之余，开始重点研究《西游记》，并在《名作欣赏》等报刊发表了系列论文，由红学泰斗周汝昌先生作序、三晋出版社隆重推出的《梁归智评校本西游记》（珍藏版）则是最重要的成果。
也是从这封书函，我知晓他已于1999年从山西大学调往辽宁师范大学，任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此时的归智先生，早已誉满学界，二级教授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，受聘海外多所著名高校的客座教授，帽子、称号琳琅满目，我一个无名小卒，拙著能得他法眼青睐，难免会有欣喜、受宠若惊的感觉。
我遵嘱写出书评《“花妍叶美，马骏鞍鲜”——评<梁归智（新式）评校本西游记>》，称其是足以与苏兴《新批本西游记》（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）、李安纲《新评新校西游记》（山西古籍出版社2012年）三足鼎立的现代新式评点本，并且“后来居上，在同类著述中庶几为佼佼者矣”。然后从“底本选择合理明智”“自由悖论醒目深刻”“评点形式不拘一格”“几点补充说明（实为指出其不足之处）”四个方面展开具体评述。
归智先生看过，表示满意，尤其对我指出评点本《总序》乏力、各回评点文字有失平衡等三处缺点甚表赞赏。后来他又微我，称一直在争取将拙文在高等级刊物发表出来，无奈这些刊物有“潜规则”在先，不易刊载书评。
后来，归智先生将其公布于他的微博，我则将其收入拙著《西游释考录》（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）之中，以这种弼马温“未入流”的方式在学界流传。
归智先生不仅学问高深，而且为人谦和，大气豪迈而又文质彬彬，从不显摆红学大师的架子，与他交往，有若饮醇醪、如沐春风的美好感觉。我常常向他请教问题，每有收获。
有一次，沪上一位年轻女作家出版红学著作，请我作文推介，我是看着她长大的，也非常喜欢她的灵气和作品，当然要多做喝彩、鼓励。考虑到自己远离红学，隔膜太久，一些红学问题并不熟悉，于是把文章邮发归智先生，请他审订把关。
他很快回复，指出了文章几处疑问，并且给我重点解释红学的“准入证”问题。要不然文章公诸于众以后，开言即谬，贻笑大方，悔之晚矣。
2017年3月下旬，归智先生携夫人来上海公干，上海财经大学李桂奎教授做东招待。桂奎兄来电说梁先生专门邀请我一见。
宴会设在上海吉普路350号怡福楼酒店。这是我与归智先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会面，不胜欣喜、期待。记得那天上海春雨沥沥，我从华东师大闵行校区上完课赶到杨浦区，几乎穿越整个城市，路上拥堵严重，出租车在高架路上蜗行，我心里猫爪鼠窜：著名红学大师驾到，我作为学界后辈反而姗姗迟到，说出去如何了得。
心想着见面之后赶紧给梁先生鞠个躬，口称“死罪”，再自罚一杯，这是《水浒》人物惯用的把戏，庶几能遮掩过关。没想到，见面之后，归智先生热情与我握手，连称幸会，我的“计谋”无处着落，惴惴不安之情立时烟消云散。
这次小聚，相谈极欢。桂奎兄是同行，彼此熟识，归智先生和陈福康先生都是我十分尊敬的学界前辈。他们三位是老朋友，又是博学健谈的学者，加上长久未见，还有国酒助兴，几个因素叠加不欢也难。
最后，大家似乎忘了长幼尊卑，一律称兄道弟起来，归智兄作为齿长者也不以为意。梁夫人梁湘如女士温柔娴静，说话不多，只是默默陪伴、照料着归智先生。从现在归智先生早逝的情况看来，或许她其时已知悉一点病情的征兆，故而对夫君更加体贴入微。
2017年8月，我被组织派往新疆工作，在一所高校挂职。归智先生多有来信来电，都称新疆值得一走一看，还给我发来记录他游历新疆的相集、游记和诗作。归智先生极富生活趣味，精格律，善书法，喜爱摄影，这些作品都自有特色和格局，成为我认识新疆这块神奇土地的参考材料，现在又变成归智先生赐与我的异常珍贵的纪念品。
不久，我策划在乌鲁木齐举办以“一带一路与《西游记》文化”为主题的学术会议，经学校校长办公会议审批下拨5万大洋做办会经费。我邀请归智、福康两位先生参与，他们欣然应允。
只可惜，后来新疆形势突变，反分裂、反渗透斗争和维稳工作繁重，上面对涉及疆外学者的会议审批极为严格。会期久拖不决，直到2年后我回归华师中文，终于宣告流产。
如今，归智先生驾鹤西去，“天道无亲，不施善人”，学界痛失精英，我则失去了一位可以信赖、请益的良师诤友，曷此其极，不胜唏嘘。我们只有徒呼奈何，别无选择。这些点点滴滴的欢乐与美好，竟成了我悠远的追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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